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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布衣院士”留下無字豐碑
2019-11-14 11:31   來源:人民網-人民日報   作者:   

盧永根(左二)帶領團隊在田間觀察水稻生長情況。

資料照片

8月12日,剛剛過完入黨70周年的“生日”,89歲的他安詳離世,走得坦坦蕩蕩。

積蓄,全都捐了,880多萬元,一分不剩,捐給了華南農業大學;后事,如他所愿,沒有告別儀式,遺體捐給國家;最后一筆黨費,老伴代交了,有1萬元之多……

這一生,他是那樣簡樸,簡樸到家里連窗簾都不掛;可他又是那樣富足,一生家國情,桃李滿天下,身后澤被萬千學子, 留下了閃光的無字豐碑。他曾說,生活過得好,不是追求舒服,而是“無愧我心”。

他,就是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、中國科學院院士、著名水稻遺傳學家盧永根,人們親切地稱他為“布衣院士”。

“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”

生命最后的時光,盧永根躺在病床上,有些疲倦。可一說起當年入黨時的情形,他眼中立刻發出明亮的光。

“當時在香港,一個很小的房子,有面墻壁掛著黨旗。”老人的廣東口音有些顫抖:“舉右手,面向北方,延安就在北方,延安就是我們心中的太陽。”

1930年,盧永根出生于香港的一個中產家庭,家里有電話、出門有汽車。11歲那年,日寇占領了香港,他被父親送回廣東花都老家避難,誰料想,這里也被鐵蹄踐踏。

“老盧看到日本鬼子檢查‘良民證’,一不順從就一巴掌打過來。”老伴徐雪賓說,這一幕讓老盧永世難忘。親歷了國土的淪喪,目睹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,盧永根陷入了迷茫。就在這時,一道“紅光”照進了他的人生……

1949年8月9日,盧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其實,早在兩年前,17歲的他就瞞著家人,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決定,加入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——“新民主主義青年同志會”。“對祖國的命運自當不能袖手旁觀!”盧永根如是說。

“他把入黨那一天看成生日,新生命的開始。所以,每年這一天,我都為他過生日。”87歲的老伴徐雪賓顫巍巍地笑了,有點羞澀地透露了一個小秘密:“我想在這一天,一定干一件最讓他喜歡的事,所以在1957年8月9日,答應與他結婚。”

新中國成立前夕,盧永根受黨組織派遣,離開香港,前去廣州領導地下學聯,迎接廣州解放。“我為什么要拋棄安逸的生活而回內地呢?是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,只有社會主義祖國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。”盧永根說。

作為華南農業大學的校長,盧永根這樣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:先黨員,再校長,后教授。

“雖然我現在疾病纏身,無法自由地行走,但是,我的意識是清醒的,我的牽掛是不變的,我的信仰是堅定的!”歲月時光無法磨滅盧永根的初心。住院不久,盧永根和老伴向黨組織鄭重申請:“我倆大半輩子都沒有離開過黨。這個時候,也不能沒有組織生活。”對此,校黨委決定,由農學院黨委書記等幾名黨員參與,每月在病房開一次黨員學習會。

“我全程看了黨的十九大開幕直播,聽完總書記的報告,熱血沸騰,備受鼓舞……”十九大召開第三天,在病房黨員學習會上,盧永根笑得皺紋綻放,“仿佛回到剛入黨的那一刻”。

“我是炎黃子孫,要為自己的祖國效力”

“這片野生稻太好了,我們沒白爬上來!”2001年10月的一天,廣東佛岡的一個山頂上,71歲的盧永根一手拄拐、一手扶樹,開心得像個孩子。

爬山不容易,盧永根拄著拐杖,感覺很吃力。“盧老師,您別上去了,我們上去采回來!”學生劉向東不忍。“要上去!野生稻的生長環境很重要,我想去看。”沒辦法,學生架著他,一步一挪,齊腿深的草打得褲管刷刷作響。

野生稻,攜帶栽培稻不具備的抗蟲、抗病基因,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種質資源。連續幾年,盧永根帶著學生們奔波在廣東高州、佛岡、遂溪、博羅、惠來等地,苦苦找尋……

盧永根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,成為“中國稻作科學之父”丁穎教授的助手。“抗戰時,丁老師帶著水稻種、番薯種,一直逃難到云南,把種質資源保護下來。”盧永根十分敬佩。丁老師去世后,盧永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,帶領團隊完成了恩師未竟的事業,保存了具有特色的野生水稻基因庫,首次提出水稻“特異親和基因”的新觀點……近些年,盧永根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3個,在華南地區累計推廣面積1000多萬畝,新增產值15億多元。

這對師生,還有一段佳話。學術上,丁穎是盧永根的老師,是他的領路人,但在政治上,盧永根是先行者,是進步青年,他多次對丁老師說:“像您這樣先進的老科學家,應該盡早成為共產黨的一員。”終于,丁穎在68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。

上世紀80年代,高校論資排輩風氣嚴重,年輕科研工作者難以“出頭”。怎么辦?時任華南農業大學校長的盧永根決心要捅破這層“天花板”。他沖破重重阻力,破格晉升了8名中青年學術骨干,平均年齡40歲,最小的年僅29歲,其中5人直接由助教破格晉升為副教授!如今的這8名骨干中,有全國政協副主席、中國科學院院士、中國工程院院士……

“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?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。”盧永根的日記扉頁上,抄寫著艾青的詩句。

曾幾何時,在美國的姐姐苦勸盧永根一家移民,可怎么也說不動他。盧永根說:“我是炎黃子孫,要為自己的祖國效力。”他在給留學生的信中寫道:“外國的實驗室再先進,也不過是替人家干活。”在他的勸導下,多名學生學成歸國。

“生命誠可貴,愛情價更高;若為祖國故,兩者皆可拋!”在一次對學生的演講中,盧永根化用著名詩句深情表白。晚年,又有人問他為什么非要留在國內,他說:“你向黨、向人民作過許諾和宣誓,那自己要遵守了!”

“黨培養了我,這是做最后的貢獻”

“老盧啊,你身后,儲蓄怎么處理?”2016年底,身患癌癥的盧永根住院,老伴徐雪賓問道。

“捐!”盧永根脫口而出,只有一個字。

“好,我也是準備捐的。”沒有任何思想斗爭,老兩口就做出了這個決定。

2017年3月14日下午,盧永根被人攙扶著,吃力地邁上銀行臺階。他顫巍巍地打開黑色舊挎包,掏出了里面的10多張存折。周圍安靜極了,只見盧老吃力地在一張張憑證上簽字,一次次輸入密碼。不久后,他又在另一家銀行,捐出了其他剩余積蓄。

8809446.44元!老兩口沒有留給唯一的女兒,而是成立了“盧永根·徐雪賓教育基金”。徐雪賓說:“我們的生活樣樣都得到滿足了,這些錢就是多余的。”

樣樣都得到滿足了?走進老人的家,仿佛回到上世紀。鐵架子床銹跡斑斑,掛蚊帳用的是竹竿,一頭綁著繩子,一頭用釘子固定在墻上;臺燈是幾十年前的款式,收音機壞了修了再修……

“這些東西沒有用光用爛,還能用,物還沒有盡其用。”盧永根說。“床已經很好了,我們剛結婚時,4個條凳架上板子,就是床。”徐雪賓很滿足。

出門,80多歲的老兩口背著雙肩包、頭戴遮陽帽,擠公交、換地鐵;吃飯,叮叮當當拎著飯盒,和學生一起在食堂排隊打飯,吃得一粒米都不剩……看到有學生剩飯,盧永根總忍不住提醒:“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飯?”

這已經不是盧永根第一次捐贈。早在2015年,他就和老伴回到家鄉,把祖上留下的兩間價值100多萬元的商鋪,捐贈給當地的羅洞小學。

這些壯舉,大家說是“捐”,可盧永根卻說是“還”:“黨培養了我,這是做最后的貢獻。”老伴徐雪賓也說:“我們兩個年輕時就受到黨的教育,國家給了我們許多,我們用不完了,當然還回去。”

不僅“還”錢,他們覺得連自己的生命都是黨和國家的,也要“還”回去。于是,雙雙辦理了遺體捐獻手續。

“布衣院士”盧永根走了,走得干干凈凈、清清爽爽。他不留財產、不留遺體、不留墓碑,但是,他卻留下了很多很多……


新媒體編輯:李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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